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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仅仅为了显示不惧风浪而一意孤行，一旦触发贸易保护主义政策，将极大地伤害中国的经济利益。

（一）税制模式大多以综合税制或混合税制为主目前，主要国家的税制模式大多为综合制或混合制，像我国单为分类制的国家已经很少了。尽管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、税收结构等国情都不尽相同，但国外个人所得税的征税模式，对于我国来说仍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。

具体做法可以设定为：当且仅当前一年CPI大于或等于3%时，须进行生计费用扣除额的调整。同时，在我国的个人福利制度正在逐步实行货币化改革的大背景下，住房、医疗、教育等支出也尚未被生计费用囊括。这种现象不但有失公平，而且在客观上鼓励了大批纳税人利用分解收入、多次扣除费用或者转移所得来源性质的办法避税。然而由于现行所得税扣除制度中没有考虑个人住房、医疗等情况，导致甲须缴纳75元税款，而乙无须纳税。进行必要成本费用扣除和生计费用扣除设计，生计费用扣除额应与CPI联动。

按照量能负担的原则，乙的总收入高于甲，应当比甲纳税更多一些。目前，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、法国等国家都已经实现了扣除额与CPI挂钩。美元和欧元波动较大，这是一种市场行为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实现了转轨。易纲：还有一个论点，就是升值等于外汇储备亏损。理想状态是汇率和利率各司其职，因为它们的角色是不一样的。所谓国际货币体系，谁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呢？显然是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。

在这种监管框架下，他们的修复能力是比较强的，修复速度是比较快的。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，中国人在美国好学校读书，能拿到经济学博士，继而进入大学终身教职序列，再拿到终身教职，是非常艰难也令人称羡的成功。

所以，我们得动态地看这个问题。人稍多，桌子有点挤，谈话主角易纲自己居然就坐在桌子的一角。经济基数越来越大，增长率肯定应该逐步慢下来，这是第一点。汇率扭曲也不利于扩大消费，不利于扩大服务业。

以平和心态看待中国经济增长胡舒立：我还想讨论一下宏观经济问题：你现在觉得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大不大？ 易纲：简单地回答，我认为二次探底的可能比较小。所以，从1997年一直到2005年，8.28元基本没有动。这样的结果肯定称不上二次探底。当然，在美国监管改革法案通过后，美国人走在了前头。

我们要谦虚谨慎，还是要韬光养晦。 胡舒立：是呀，计算升值得失，关键是用什么币值。

怎样才能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？胡舒立：在后金融危机时代，国际金融秩序重建、货币体系重建，都是大话题。从1994年到1996年，人民币是双向浮动的，升值了约5%，美元兑人民币从大约8.71元，到了8.28元。

回到你刚才提出的问题，我们并没有一会特别看空美元、一会特别看空欧元。第二点，环境的约束已经到了空前紧张的时候了。日元和德国马克在上世纪70年代、80年代的升值，并没有导致日本和德国的顺差马上消失。改革开放30多年来，我国年均GDP增长率在9.5％以上，新世纪的头十年，我国增长率已经超过10%了。回顾这段历史，可以看出，这是我们一直坚持的机制。一般的可兑换货币，其汇率机制应当是灵活的。

这说明现在人民币汇率其实离均衡水平，比十年以前已经近了很多。综合而言，人民币迄今不能浮动的压力主要来自哪些方面呢？易纲：一种货币，其汇率浮动真正起作用的是实际有效汇率。

其实历史表明，汇率确实很重要，但是它不是一个决定性变量。不过，以我当时有限的识见就能明白，易纲不易。

胡舒立：那么，人民币可兑换和汇率之间应该是种什么关系？是说它自由浮动以后才能够自由兑换，还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下也可自由兑换？易纲：这是一个比较富有理论色彩的问题。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继续推进汇改？如何评价迄今为止汇改取得的成果？ 易纲：中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、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。

胡舒立：说到底，升值有害，这种说法还是比较广泛的。在此趋势下，升值可以抑制通货膨胀。今年7月，在北京金融街人民银行办公楼9层他的办公室里，我们围着一个长条桌交谈。听他的口气，有可能和解，但他强调和解不意味着结束，高盛还是要调整商业行为。

一直到今年6月19日，我们又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。有些观察家认为，这个不市场化了，那个改革滞后了，但是，从1994年到现在，中国维持了高增长，而且自1994年那轮通货膨胀以后，没有出现过太高的通货膨胀。

对汇率制度的改革，实际上从1994年就开始启动了。那么，在这些市场上，不论股票，还是债券，市场的游戏规则制定者当然是美欧等国当局。

换汇成本指的是只要汇率低于这个水平，这些企业就会亏损。一个渠道就是名义汇率的调整。

随着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大，投机汇率就会变成鸡肋，食之无味、弃之可惜，没什么赚头。从理论上来说，供求关系决定均衡点。原来，整个华尔街对美国金融法案还比较抵制。总之，亏和赚事实上都没发生，只是用不同的报告货币产生的一个视角的错觉。

中国经济的问题是增长的质量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现在要调结构、要转变发展方式，其真正含义都是在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。但是这个问题最难的一个回答，是反过来问，假如汇率升值也还无法调整中国的顺差，那么，升值不是只占便宜不吃亏吗？你想，如果我升值了，我买你什么都便宜了，结果我自己的顺差还没调下去，那不是你升值就只占便宜不吃亏了吗？这个问题更难回答。

胡舒立：现在，各方对中国经济的增速都很关注。还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香港等地实行的货币局制度，它是一种特殊的安排，放弃了货币政策。

综合国内和国际的情况，从中国的角度来考虑，我觉得现在恢复这个弹性，条件是成熟的。综合看，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，应当是接近最优的。